大學校園關注亞裔精神健康

大學校園關注亞裔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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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涯對不少人來說是充滿壓力的:離開家人、適應新環境、重新建立社交圈子,還要應付競爭激烈的學習環境。對亞美裔學生尤其如是,背負“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和期許, 加上家庭壓力 ﹣憂鬱可能由此而生 。

事實上,族裔標籤往往蓋掩了亞美裔學生的憂鬱問題。但近年,隨著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大學生的自殺案相繼發生,問題開始受到重視。大學管理層也不斷反思有否給予亞裔學生足夠的心理健康服務。

2004年,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的亞裔及亞美裔校園環境調查小組指出,校內有亞裔血統的學生自殺率偏高。 1996至 2004年期間,該校的自殺個案有五成半牽涉亞裔學生,但亞裔只佔全體學生四成。

2007年,一名史丹福華裔工程碩士生的自殺案遭廣泛報導後, 該校的亞美活動中心(Stanford Asian American Activities Center)立即對所有亞裔學生的精神健康及需要進行調查。

自殺案仍屬罕見,不小心討論會造成反效果。領導康奈爾校園環境小組的輔導員黃偉光(Wai-Kwong Wong)說:「將一個社群過於病理化是危險。」 。

調查也發現亞美裔大學生患憂鬱症的風險較高。例如,2010年情緒失調學報(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刊登一項聖地牙哥加大(US San Diego) 的研究顯示,相比白人,亞美裔的憂鬱症較嚴重。

校園報告完成後, 康奈爾作了多方面改變, 致力改善精神健康問題;史丹福的亞美中心也設立了推廣精神健康的計劃。這些調查及研究大大提高了公眾對憂鬱及自殺問題的關注, 也為校園提供一些指引。


Model minority pressures
模範少數族裔的壓力

被標籤為高材生,亞美裔大學生感到龐大壓力 。

史丹福亞美中心主任及副院長吳仙迪(Cindy Ng)說:「成績斐然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每當表現失準,他們便自責,繼而不斷向自己施壓,最終變成了 一個個完美主義者。」

二十歲的康奈爾大學三年級生陳安娜(Joanna Chen)患有憂鬱症,需服抗抑鬱藥和接受心理輔導。不少家人同樣患上憂鬱症的她說,自小被學業壓力和族裔標籤所困擾。

陳生於華裔家庭,在密西根州的首府大激流市(Grand Rapids)長大。 陳記得,成長環境中只有少數亞裔。她說:「初中起,就常常被同學定型,他們都說我聰明,數學非常棒!」

雖說是「正面的族裔標籤」,但過分的期許還是給了陳很大壓力。她說:「記憶中,自二年級起被看成數學神童。」父親見她數學成績卓越,便請老師給她較難的功課,和其他同學都不用考的乘數測驗。

她說:「我當時對乘數一竅不通,挫敗感很重,心理有股刺痛感。往後,每當我不能準時交功課或考試不理想,這種感覺便重現,沒心情做其他事。」

二十歲的康奈爾大學三年級生李湯姆(Tommy Li) 說,學業壓力最初可能來自老師、家長、和同學,但不久便演化成自製的壓力。 他說:「來自家長的壓力其實沒那麼多,更多是我們給自己的壓力。高中和大學時,我給自己很大壓力,遠比父母的多。我們認為拿乙級是不該的。」

陳和李還有很多亞美裔學生都找到應對壓力的方法。例如,李氏拒絕跟其他學生比較成績。他說:「我常提醒自己, 我不是不合格,我的表現其實很不錯。」

二十四歲的菲律賓裔學生懷恩.馬加斯諾 (Ryan Macasero) 的經歷很不一樣。畢業於東灣州立大學,修讀國際研究及政治學的他小時雖聰穎, 但憂鬱症讓他無法專心學業。不達期望時,其他人都說是因為他懶惰和愚蠢。久而久之,他說:「我也開始這樣看自己。」

Family expectations
家人的期許

陳主修人文科,李主修科學。 他們都有幸選修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但不少人認為自己需按父母的期許選擇專科。

黃偉光說:「不少亞裔學生是家裡第一代大學生,心裡想父母如何辛苦地把他們送來唸書,如何努力的給他們這個機會。」

有時,外人很難理解這些想法。 黃說:「那種家庭壓力,那種不能令父母失望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在這種觀念中長大,逐漸成為他們看亞裔身分的核心價值。他們常常覺得,家長為我們付出了這麼多,要努力當個醫生或工程師去報答他們。」

康奈爾亞裔及美亞裔中心主任阮帕夏(Patricia Nguyen)說,很多亞裔文化中,「姓氏排在名字之前,家族名譽很重要。」 。

康奈爾的報告指出, 不少來自傳統家庭的學生認為應凡事從家庭出發,父母的意願凌駕個人意願之上。很多學生被逼選讀自己不喜歡或不適合的科目。

黃輔導學生時,常要他們清楚為何要選擇某行業。他說:「我希望學生去嘗試並知道自己是有選擇,很多時,他們認為自己無選擇。」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國際學生

史丹福的報告指,來自亞洲的國際學生也有情緒困擾。吳仙迪說,碩士生課業繁重,沒時間交朋友,有些與教職員或同學有摩擦。該中心早前辦了一個有關憂鬱症的工作坊,吸引不少的海外留學生參與。

除孤單,思鄉,語言障礙及文化差異外,許多亞裔留學生靠政府獎學金來美,因此沒權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黃偉光說:「為了不失獎學金,他們一定要考到好成績,並不可以轉科。」他憶述一個從泰國小鎮來的年輕人,被逼就讀土木工程,感到很不開心,可是父母都依靠他,全鎮的人也認識他, 成績不好沒臉回家。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種族歧視

康奈爾的研究顯示,亞美裔學生對校園生活和環境不滿。 不少亞裔及亞美裔學生曾受偏見, 語言能力遭質疑,或教員和同學跟他們開有種族成見的笑話。他們渴求一個安全地帶,放下防備當自己。其他院校的亞裔學生皆有同感。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poses a barrier
「模範少數族裔」成障礙

面對問題時,很多亞裔學生選擇逃避。康奈爾的研究指,亞裔被「模範少數族裔」概念潛移默化, 對尋求協助感到猶疑和羞恥, 無論是個人或學業問題 。到他們尋求專業協助時,問題已到了較嚴重的地步。

黃見過不少患憂鬱症的學生自以為能解決問題,卻陷入惡性循環,不再上學和交功課。他說:「他們因沒完成功課不敢上學,希望靠自己趕上進度,但往往因心情低落而更墮後;有些學生便乾脆閉關自己在房間裡。」

這些學生來到輔導中心時多數是因為有人發現他們整個學期都沒上學,或他們自覺實在不上學多時,別無他法。

很多時,亞裔學生不願跟家人分享問題。黃說:「他們不想讓任何人失望,不想讓家人擔心,或覺得家人知道了也不會懂。」事實上,經驗是家人得知學生出現問題時都馬上給予理解和支持。

可是,家庭問題也有可能是憂鬱症的源頭。2011年,大學學生發展手冊(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發佈一項研究, 他們在66間大學訪問了1,377名亞美裔大學生,了解影響他們精神健康的因素,當中包括:家庭問題(47%); 學業問題(43%); 和財政問題(24%)。

康奈爾的報告又指,種族定型蓋掩了亞美裔學生的問題。模範少數族裔一詞讓校方和學生認為他們是不需要心理支援的一群。

Talking it over
傾訴心聲

自報告公佈後,康奈爾鼓勵學生衝破對精神健康的顧忌,尋求協助 。一些亞美裔學生,如陳氏, 已學會坦然談論自己的憂鬱症狀況。她說,家裡從不觸及這話題,輔導員給她很大幫助,她說:「我愈來愈會表達自己感受。」

不過,由於文化上的差異,很多學生還是不願意接受輔導。有見及此,校方舉辦了一個名為「閒聊」的計劃。

「閒聊」計劃跟一般輔導形式不同,輔導員會前往校園九個學生聚腳點,例如教學大樓或者新生資源中心,提供免費、非正式及保密的諮詢服務,不用預約。

「閒聊」的諮詢內容不會紀錄在案,學生甚至可以匿名對話。閒聊」不是正式的輔導,有些人只會偶爾出現一次, 但計劃的重點是為學生打開輔導之門,讓有需要學生尋求進一步的輔導協助。

黃表示,康奈爾的正式輔導個案中只有三成涉及國際和少數族裔學生,但他們卻佔了「閒聊」計劃中一半的個案,可見計劃非常成功,並引來幾間大學仿效。

Asian American centers
亞美裔學生中心

根據大學生發展手冊,亞裔學生有感在校園內被邊緣化,增加校園歸屬感相信有助對抗憂鬱和自殺。

康奈爾本無專為亞裔而設的學生中心。有見及此,校方於2009年開設了亞裔及亞美裔學生中心。

阮帕夏為中心主任, 她形容自己的工作主要為亞裔學生發聲。除籌劃文化活動外,她幫助學生尋找校園支援服務,包括帶他們到健康中心見輔導員,甚至陪同學生參與輔導。她也參與教學輔導會議,又介入處理有關種族偏見的事件。

史丹福的亞美裔活動中心1970 年成立。跟康奈爾一樣,中心鼓勵學生探討有關壓力、社群身分、家庭關係等話題。中心亦特別支援來自低收入家庭和是家裡第一代大學生的學生。

史丹福越裔畢業生陸蒂米(Timmy Lu)來自洛衫機, 父母為車衣工人。 他說:「求學過程艱難, 我像處於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舉例說,從未旅遊的他很難和室友打開有關旅遊的話題 。

29歲的陸現時在加州屋崙任職社區組織發起人。最近,他回到史丹福參與一個有關家庭壓力的講座 。他說,家人工作的苦況及對校園運動的熱衷, 促使他加入政治及社會運動,但惹來父母不悅,想他從事較傳統的專業工作。他指這種矛盾讓人難受,但建議同學了解父母的想法。

他說:「理解他們的難民經歷和背景很重要, 望子成龍是一個亞裔種族標籤,這種思維有其獨特的成因。」

他解釋,經歷過越南的政治動盪,父母對他從政感到擔憂。他們當製衣工人時被剝削,明白貧窮的痛苦。他說:「父母不想我做低收入的工作,不想我依靠政府資助,不想我經歷他們的痛苦。」但陸的父母也不明白他的工作性質,他說:「他們不明白社會公義、社區起義和爭取福利是怎麼一回事。」

最後, 陸運用他當社運的經驗成功說服父母。他說:「把他們當成我的宣傳對象,用理由來說服他們,使他們明白我的出發點。我總算成功了,這些年來,他們的想法改變了很多。」

他說,亞美活動中心的「社交元素」有助他舒緩這個矛盾。他說:「在這裡我能展露情緒,分享自己的困難,更找到了同行者。」

The power of peers
朋友的支持

朋友對患憂鬱症的學生很重要。20歲的康奈爾三年級生羅基書(Kisuk Ra)主修生物科學。他13歲時從南韓移民到紐約的阿巴尼,中學一直取得好成績。他到康奈爾大學讀醫學先修課程時,碰上很多競爭,不再是第一名。

他說:「初時完全適應不了這巨變,我感到很沮喪,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價值」 。他開始疏遠人群,有一段時間不想跟其他人和朋友接觸,只想獨留家中。

大學一年級時,羅被診斷出憂鬱症,接受輔導,但最大的轉機是參加了校內的思量坊(Cornell Minds Matter)」他在這個推廣精神健康的學生組織找到可交心的人, 他說:「憂鬱症就是讓人受困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裡,跟其他人和事都脫節。」

當他向同學分享自己的憂鬱症情況時,他不再感到被孤單。他說:「同學們都十分支持我,沒有論斷或露出託異,反而分擔我的憂慮。」

多年的憂鬱、社交焦慮及欺凌讓馬加斯諾曾想過自殺,但大學成了轉捩點。他說:「我不想再那樣活下去,不想再怕人和事。」他走進東灣州立大學的輔導中心, 在輔導員的幫助下, 他發現自己成績退步來自憂鬱。

自此,他強逼自己社交圈子,參加菲律賓學生協會、會友大會。他說:「人們開始來跟我說話。」在眾人鼓勵下,他再參加了其他學會。

經過多番努力,馬加斯諾終於從憂鬱和焦慮中走出來,他說,昔日的自己已化成幻影:「當我釋放自己,我已忘記以前那個孤獨的人。現在的我才是真我, 以前的我只是一個陌生人。」